1979年，一个老农跑到北京找老首长证明红军身份。因年代久远，老首长实在认不出他。眼看希望破灭，老农灵机一动大喊：“首长，我是3号花机关呀！”
1936年11月，西路军在甘肃古浪县与军阀马步芳的部队遭遇。
马步芳调集重兵，将西路军九军包围在古浪城。
红九军团政治部宣传分队队长肖成佳端着步枪冲在最前面，一发炮弹在他身边炸开。
几块弹片削进他的背部和大腿，肖成佳当场昏死。
夜里，马家军在阵地上刺杀红军伤员。西路军的卫生员趁黑翻开尸堆，摸到肖成佳的心口还有微弱跳动。卫生员扯下绑腿，勒住肖成佳腿上的血窟窿，将其背下阵地。
第二天，肖成佳跟着六十多人的伤员队伍向西突围。
戈壁滩上没有树和水源，队伍只能昼伏夜出。一天深夜，队伍摸进一个小村庄，挤在羊圈里倒头就睡。
天刚亮，马蹄声震醒了所有人。马家军的骑兵连包围了村庄，机枪架在了门口。
六十多名伤员全部被俘。
1938年初，肖成佳被押回老家江西泰和县。
看守放话，家属拿钱赎人。肖成佳的母亲变卖薄田，借高利贷凑够三十块大洋。
母亲将大洋交给看守，肖成佳被接回家。
此时大部队早已离开。肖成佳脱下血迹斑斑的军装埋进后山，换上土布衣裳，拿起锄头。
红军战士肖成佳消失了，泰和县多了一个种田的农民肖成佳。
时间一晃，过了四十三年。
1979年秋，肖成佳在报刊亭买了一张报纸。头版印着一条消息：黄火青出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。
肖成佳手指停在这个名字上。黄火青，曾任红九军团政治部主任，是他的老首长。
肖成佳跑回家，卖掉生猪换了一百一十块钱，加上积蓄，买了一张北上的火车票。
熬了三十多个小时，肖成佳站在了北京最高检大门口。
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，袖口打着两块补丁。警卫拦住他：“有介绍信吗？”
肖成佳说：“我找黄火青，我是他的兵，没介绍信。”
警卫不让进。肖成佳退到马路边，蹲在台阶上守了三天。
第四天，最高检一名处长出门。肖成佳迎上去，报出西路军政治部几名干部的名字。处长将他带进接待室。
半小时后门开了，黄火青走进来。肖成佳猛地站起，双腿立正。
黄火青打量着眼前的人。身形佝偻，满脸深皱纹。黄火青摇摇头：“老同志，你找我？”
肖成佳说：“首长，我是肖成佳，宣传分队队长，十五岁参军的那个红小鬼。”
黄火青皱起眉头：“当年队伍里十几岁的红小鬼有十多个。年代太久，我实在认不出你的样子。”
肖成佳捏紧衣角。四十三年的农田劳作，磨光了他身上的红军痕迹。他拿不出任何物件。
黄火青说：“老同志，你拿不出证明，我只能让人送你回原籍。”
说完，黄火青转身走向门口。
肖成佳憋红了脸，突然挺直腰板大吼一声：“首长，我是那个‘3号花机关’呀！”
黄火青的脚步瞬间停住。他猛然转身，死死盯着肖成佳。
红军时期，部队极缺自动火器。MP18冲锋枪因为枪管外散热套打满孔，被称为“花机关”。这种枪近战火力凶猛，只配发给精锐突击队长或首长贴身警卫。
每把花机关的枪托上都有编号。当年，政治部那个枪法最准的红小鬼肖成佳，配发的就是一把刻着“3”号的花机关。
黄火青快步走到肖成佳面前：“你既然是宣传队的，还记得当年最常唱的那首歌吗？”
肖成佳没有迟疑。他扬起下巴，用干瘪粗哑的嗓音大声唱了起来：“打水妹子叫杜娘，水桶掉在井中央。红军哥哥来帮忙，扁担挑水喜洋洋……”
这是红军时期流传最广的《杜娘歌》。
第一句刚唱完，黄火青的眼眶红了。第二句唱完，黄火青伸出双手，一把抓住他的手紧紧握住：“你真的是那个小鬼，你还活着啊！”
不久，黄火青亲笔为肖成佳写下身份证明：“肖成佳同志是1931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。”
凭借这张证明，肖成佳在43年后终于恢复了红军身份，获得了应有的荣誉和生活待遇。
2006年，肖成佳去世，享年90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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